浅谈诗歌翻译中语言对等失效的问题

 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一种语义对等、信息同一的媒体符号对另一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向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

  西方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在意义层面上对原语文本的模仿或在意蕴层面上对原语文本的超模仿。”这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有可能陷入“形似”之圈而难以自拔;被形所困,谨守法度,循规蹈矩。表面上看,酷似原物,但形有余而神不足,没有神趣盎然、自然野逸的完美境界,也就没有创新和超越。要知道,超越意识是人类在作出选择时最深刻、最强劲的生命意识。中国人对语言始终保持一种知其有限而必欲超越的态度,由此历史地形成了超越一般语言地把握世界的诸如意、境、神、韵等哲学和美学范畴。它不仅仅是深奥的,也不仅仅是悠远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呈现为一条光滑的抛物线,飘飘忽忽,牵引着你去追寻它,捕捉它,但又好象永远无法整个地把握住它;把握不住它,但又不愿放弃它,而是仍然尽力地追寻它,捕捉它。

  于是我们的思维被引向了远方,获得一种超越和解脱,完成了“翻译”阶段性过程。解构主义翻译论没有把超越意识作为核心,因此,只适合于信息范围的一般翻译,它通过信息同一来实现“价值对等”,如: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文体等值(Stylistic equivalence);语用语义对等(Semanticand pragmatic equivalence)。但是,在文学、艺术,尤其在诗歌方面,这种理论方法产生不出等值效应。诗歌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诗歌翻译需要再现原作风格,即妙处不在工,而在逸。逸就是写神放逸,意趣抒发。凡诗词大都充满哲学、美学、社会和民族文化学思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就是诗歌的神韵。许钧先生在《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中说道:“文学翻译,非一般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茅盾先生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因此,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语义学上的阐释,而应把原作品纳入整个文化语境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形成审美观照能力,审美地去思辨其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体现其中的意境,最终才能再现原作品的精神风尚。这是解构主义难以达到的境界。诗歌翻译讲究的是“意境”。有人把它叫作气韵,传神。意境是一种境界。

  佛家的“了知境界,如幻如梦”,“一切境界,本自空寂”。指的都是一种境界。“意境的核心概念在于境,境的独特规定性是意境的本质所在。”意境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意境中的“境”,不是客观景物的如实摹写,而是融汇了诗人的主观和审美理想,是主客观的统一。所谓诗情画意,实为感情之产物:情与景相融,意与境浑,或豪放飘逸,或隽永婉丽、或古雅峭拔,有远近,有时空感,情思深邃幽远,境界空明灵动。这种“境”便有了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含义:既实亦虚,既现实亦超越,它使得诗歌翻译有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使得文学翻译成为二度创造。难怪古诗词翻译在一些人的眼里被看作是谋虚逐妄,感叹:“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美国解构主义评论家保罗·德·曼说:在能指符号与所指概念中有种种失真,遗漏,歪曲。由于文本的累层,误读是可能的,但是任何解读可以说是正读和误读的辩证统一,它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它使得对文本解构成为层出不穷,光景常新的开放型的阐释。金岳霜在《知识论》中说道:词语中意念上的意义越清楚。